写作将如何进行下去——关于90年代先锋诗

　　9O年代诗歌有别于80年代的特征之一就是看不出有什么清晰可辨的“潮流”，把考察范围进一步限制在似乎负有“领导新潮流”天职的先锋诗歌范围内，这种悖谬会变得更加显豁。当然也可以干脆以悖谬对悖谬，说这里无意于“潮流”恰好是某种“新潮流”。
　　然而为什么总是绕不开“潮流”？是不是因为凡事一旦被命之为“潮流”，就同时意味着大势所趋，不可抗拒？就意味着攻取了某一话语的制高点，自动获得了某种不言而喻的价值？就意味着不仅可以顺应“潮流”，而且可以“反潮流”，进而成为这方面的“英雄”？假如真的是这样（我相信许多人宁愿是这样），那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个词加上括号，将它悬置起来，以便让时间清洗掉积存其间并散布在语境中的毒素。
　　因此，本文对9O年代先锋诗写作的描述、阐释，以及对由其所提出的若干问题的探讨，都和“潮流”无关。或有同仁对继续沿用“先锋诗”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甚至不以为然，对此我深表理解；但为了在与8O年代的对比中更有力地揭示出某种内在的变化，只好暂时存而不论。如果你愿意，不妨也把它打上括号。
　　1．中断和延续在整个80年代一直保持着强劲势头的先锋诗写作，至1989年突然陷入了不可名状的命运颠踬之中。首、先是3月26日，海子以25岁的年纪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仅仅时隔两个月多一点，另一位在朋友间享有盛誉的诗人、海子的挚友骆一禾，又因突发脑溢血不治去世；然而，这两起事件所引发的震惊和、伤痛不过是悲剧的序幕而已。
　　我无意为先锋诗在9O年代的境遇勾勒一幅灾难性的背景，事实上，当代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所具有的、往往以戏剧化方式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已经令我无法在原初的意义上使用“灾难性”一词。这不是说灾难本身也被戏剧化了，而是说人们对灾难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浸透了浓厚的戏剧色彩。在强迫性遗忘机制和急于摆脱巨大的精神屈辱经验（包括道德上的不洁感）所导致的欣快症倾向的双重作用下，它似乎不再具有被遮蔽的、可供探寻和汲取的现实内涵，更谈不上凝聚力和灵魂的净化作用了。它既不能唤起恐惧（由于有太深的恐惧），也无从令人振奋（一种太纯粹的诉求），其功能介于颓唐和亢进之间。当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和经济活动的优先权巧妙地合纵连横，从而使权力和金钱的联手与大众媒介的商业化操作所诱导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潮流彼此呼应，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性支配力量，而这一切又和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迫切向往纠缠在一起时，我们甚至难以确切地勾勒出所谓“灾难性”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如同欧阳江河在一篇文章中所尝试的那样（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今天》1993年第3期，第178页。），从“专注于写作本身”的角度论述先锋诗以1989年为契机实现的“历史转变”，或许更为正当。不过，有些问题因此也就变得更需要深究。欧阳江河写道：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后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就像手中的望远镜被颠倒过来，以往的写作一下子变得格外遥远，几乎成为隔世之作，任何试图重新建立它们的阅读和阐释的努力都有可能被引导到一个不复存在的某时某地，成为对阅读和写作的双重消除。
　　确实，“深刻的中断”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感受。作为“后果”的后果，这使得本来就非常可疑的写作的意义在一些诗人那里几乎是转眼间就沉人了虚无的深渊；而对另一些诗人来说，”写作将如何进行下去”已不只是某种日常的焦虑，它同时也成了陈超所谓“噬心的时代主题”。然而，把造成这种“中断”的肇因仅仅归结为一系列事件的压力是不能让人信服的，除非我们认可先锋诗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对历史的消极承受。时过境迁，在最初由于尖锐的疼痛造成的幻觉有可能代之以较为平静的回顾和反思后，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根据诗歌自身的发展，说它们充其量起到了某种高速催化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中断”无论有多么深刻，都不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嘎然的突发事件。它既很难支持“开始”和“结束”这样泾渭分明的判断，也无从成为衡量作品“有效”或“无效”的标尺，关于这一点，只要阅读一下欧阳江河自己的两个组诗，即《最后的幻像》和《致友人》，就不难得到映证。这两组诗同样不缺少他所说的“那种主要源于乌托邦式的家园、源于土地亲缘关系和收获仪式，具有典型的前工业时代人文特征、主要从原始天赋和怀乡病冲动汲取主题的乡村知识分子写作”资质；但前者尽管写十1988年11～12月间，却己通过标题透露出足够鲜明的告别意向；而后者尽管写于1989年9～1O月间，却非但没有结束漫长的告别，反而一再撞响那“有时比一个时代的终结更为辽阔”的“弥留之钟”。更有说服力的是，它们即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令我们感动，甚至比当初更感动；换句话说，它们并没有因为与一个业已逝去的时代，或某种已成昨日黄花的写作方式的致命关联而“失效”，至少在阅读层面上如此。
　　但这样一来，所谓“深刻的中断”岂非被抽空了意味？对此我的回答是，必须在同时考虑到“延续”和“返回”这两种倾向（不仅仅是相对于8O年代，但“回到诗本身”正是先锋诗在整个8O年代一以贯之的响亮追求）的前提下，并基于三者的互动关系，才能更深刻地领悟“中断”的意味。并没有从天上掉下来一个9O年代，它也不会在被我们经历后跌入万劫不复的时间深渊。这里作为历史的写作、写作的现状和可能的写作之间所呈现的并非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种既互相反对，又互相支持的开放性结构；其变化的依据在于诗按其本义在自身创造中不断向生存、文化和语言敞开，而不在于任何被明确意识到的阶段性目标－－－不管它看上去有多么重要。不妨落实到具体的有关问题，例如，从“对抗”这一先锋诗的传统主题在9O年代是否具有新的可能性问题继续我们的讨论。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先锋诗极为敏感，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全球性“冷战”时代宣告结束后又显得格外不可回避的所谓“意识形态化写作”，诗人们就此表现出高度警觉是必然的：因而，可以把欧阳江河于此所持的否定态度理解成某种“过度阐释”式的策略。但断然宣称对抗主题的可能性“已经被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