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一九九八（选章）

　　警惕诗歌写作中的“俗语”问题，应该被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理由之一是：“俗语”的使用已经造成了词的价值的贬值。
　　那么，什么是被称之为“俗语”的语言词汇呢？我认为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1、被大量写作者频繁使用的一些词汇，如灵魂、命运、风暴……等等，这些被很多人作为“关键词”用进诗篇的词，由于过量地被使用来当做诗篇的历史感、价值观的支撑物，早已出现了可以称之为“词义透支”的现象，即它们在诗中不但没有了能够获得真正地揭示主题深度的能力，相反地让人感到其原有的语义载量已不复存在。2、约定俗成的象征性词汇的象征性含义的滥用，如玫瑰、乌鸦、镜子……等等。意象的构成本是一个文化传统的历史沉积现象，同时也是诗歌写作的契机问题，但由于一些人没有考虑到这些，仅仅是简单地将之做了公式化的使用，因而其象征的含义被彻底破坏掉了，失去了其词义中本来包含着的指向性。它导至的结果当然是这些词的象征性含义的消解，并且亦使得它们具有的历史语境载量被减弱，最终使我们在看到它们时没有感觉。3、语言使用中的修辞性的流行化。这一点已经不是词汇本身的使用问题，而是写作方式的大量被模仿所形成的写作的复制现象了。可以说这一现象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是出现的最多的、已经普遍化的现象，其后果的严重性是造成了一种对于原创力的放弃，同时大量使诗歌被同义反复似地消解掉；譬如八十年代后期与海子有关的诗歌样态的疯狂滋生，以及目前存在着的对“叙事性”写作的普遍追寻。而且，修辞性的流行化包含了词汇的选择，它所涉及的仍然是一个诗人对于词汇的敏感问题。流行化的出现正是因为很多人自身缺乏原始的词语提升的能力，无法从写作中获得对词语含量的甄别。
　　以上三点其实还不能完全概括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俗语”，问题，但它们的突出的确已经需要我们化大力气注意了。
　　　　　　　　　　　　　　 （一九九八年元月六日）

　　学术界近来使用的比较频繁的一个词是：问题意识。这很有意思。其含义是指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应该真正注意到什么样的命题研究是有价值的。另外，亦指研究应该真正地做到有难而发，而不是凭空假构一些理论框架。就此，想到诗歌领域的情况，我们似乎也应该具有“问题意识”才好。
　　只有这样，我们大概才能够将写作始终置于发现、纠正的过程中，使自己不断地分析、总结写作的得与失。从这一点上考虑，我们也可以说诗歌写作对于每一个诗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出现和解决的过程。如果没有了这样的过程，写作仅仅就像农民秋天收庄稼一样，总是一个所谓的丰收的庆典，那么其最终的实质性成果是有理由可以怀疑的。就人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后悔的动物，在少年时代对童年时的行为产生悔意，在青年时代又觉得少年时代的行为十分可笑，到了中年、老年时回忆起青少年时代，亦总是产生青少年时的行为过于幼稚的看法。这种特点应该说是正常的，有着经验主义的内涵。写作的道理与人的成长的道理一样，都是搞得多了，见得多了，愈能发现不足的地方，从这一点上讲，“问题意识”的存在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大概到了认为自己的写作已经不存在“问题”时，创作的生命力也就完结了。
　　当然，以上不过是一种基本的关于“问题”的存在的看法，落实到具体的情况，“问题”的发现应该是伸延性的，即一个时期内解决了的问题，只能是那个时期出现的“问题”。我们很难去设想一些超出具体性的“问题”。譬如在当前，关于诗歌的“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以及什么样的“叙事”是真正包含了“精神”的叙事便成为一个需要我们去具体分析的问题。解决好，或者说解释清楚这些，一方面才可能让人们知道我们写作的合理性，同时堵住对我们作品的指责，另一方面亦使我们自己在写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避免失误。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现在而言，“叙事”就是一个“问题”。有人曾经在文章中认为现在的诗歌写作“是‘大叙事’让位于‘小叙事’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就是需要我们探究的。首先，在这里有一个概念确定的问题：什么是“小叙事”？什么又是“大叙事”？如果望文生义的理解，大概著文者是将叙事进行了范围、范畴，甚至是题材的划分，而且在这种划分中给出了一个精神的指数。从一般的含义上看，这种用范围、范畴、题材为指数的划分似乎有道理，因为从传统的认识观点看，那种能够产生全景似的历史图像的诗篇，的确更具有揭示人类命运的力量，也能够在精神的深广两度上产生震赫人心的效果。但落实到现在，情况似乎又不再那么单纯，当代生活的复杂性所造成的人性歧义，以及破碎的生存图景，在人的视像中所产生的多棱镜似的结果，似乎已经更多地要求着人们在范围、范畴上做出个别性的区分，并且从个别的区分中发现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那种所谓以“大”来概括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真正的做到有效地揭示什么。因此，“大”在今天已经不能成为一种衡量诗歌题材的尺度，同时，“小”也并不因为其“小”而失去其衡量的权利。在这种状况下，所谓“大叙事”与“小叙事”之分，我们实际上只能将之看做一种陈腐了的概念化的认识观，缺少在当代作为观念解释现实写作状况的能力。而具体的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认识才更加合理呢？当然是我们要首先分析作为当代诗学的主要观点的对“叙事”的关注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一理由中又包含了什么样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因素，即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前提下产生的，产生出来后，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它又是怎么样获得了其具体的作品成果。我想只要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看到当代诗歌的“叙事”的合理性，才会理解为什么它产生出的作品的形态是现在存在的这个模样。
　　简单的指责总是最容易的事。尤其是八十年代至今，一种悬空的人类意识、宇宙意识在当代诗歌领域十分流行，一时间好像真正的人类的前景，对于前景的使命感是人人都可以凭空而高蹈地谈论，并为之构建出一幅“非现实”的图画的。这实在是一种很滑稽的现象。玄学的昌盛，神秘主义的流行，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总是一种现实虚无主义的产物，同时也可以说是现实人生的退避的产物。当代诗歌写作以“叙事”为契机，实际上要完成的正是以对现实的“具体化”的应答来反对玄学、神秘主义等观念在我们